由苑书义教授等主编的新版《张之洞全集》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张之洞在近代中国有着重要的历史地位，他经历了道、咸、同、光、宣五个王朝。鸦片战争是中国历史的转折，这个转折，就是从封建传统向近代中国过渡。张之洞所处的时代，用梁启超的话说是“崛起于新旧两界线之中心的过渡时代”。张之洞就是这种过渡时代的过渡性人物。苑书义教授在序言中，对张之洞这个过渡性的历史人物作了精辟的概括：“时代造就了张之洞，而张之洞也以自己的言行在绚丽多彩的时代画卷上深深地打上了个人的印记。他身兼政坛重臣和学界巨擘双重身份，初起入党清流而为健将，中间从事洋务而为殿军，最后参与新政而为主角。他植根于封建主义而倾向于资本主义，忠实于传统营垒而又颇具改革精神”。
张之洞本是清流派，他从清流派到洋务派到主张改革，是历史推动的结果。清流在政治上、在新旧文化的撞击中是偏于保守的，但他并不固执，他能跟着时代潮流，不断地调整自己的思路。出任山西巡抚时，看到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向前任督抚曾国荃建议在山西兴实业、办学校，包括开矿等等，大感兴趣。立即召集属员讨论李提摩太的建议，并聘请他当顾问，在山西开始了张之洞的改革历程。
众所周知，张之洞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有名的“中体西用”者。但“中体西用”的发明权并不属于张之洞。他之前的冯桂芬、薛福成、沈寿康都有论及。1895年5月，张之洞作了系统的论述。
张之洞的“中体西用”，着力在一个“用”字上，他在山西、两广、两江、湖广都推行了以学习西方为内容的新政。其中以“湖北新政”成效最大。至少在兴办实业、练兵、办教育三方面影响之大，是牵动晚清全局的。尽管张之洞的一切努力，都以“中体西用”为准则，但“体”和“用”的轻重在实践中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近代化的企业，哪些是“体”，哪些是“用”，很难截然分开。张之洞作为一位清王朝的官僚，有人说他办企业，以“官办压商办，以外资压内资”，把企业办成封建衙门，这就是他受“体”的局限的一面，但他致力在中国这块封闭的故土上，兴办起这么多近代化企业，其性质当应纳入中国近代化的过程，是中国资本主义发展历程的一个部分，其功不可没。
正因为张之洞在晚清的作为和晚清的历史悉悉相关，他留下的大量反映晚清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重要历史资料，如奏疏、批牍、函电、诗文，以及诸如《劝学篇》、《书目答问》等等著作，就成为后人研究清末这段历史的重要依据。这是中国有识之士的共识，还在张之洞刚刚去世，其子张权及张之洞幕僚梁鼎芬便策划编辑张之洞遗著，后经许同莘等的努力，先后编成《张文襄公四稿》，即电稿、奏稿、公牍稿、函稿四种。后来王树楠在许同莘搜集整理的某础上，再次搜集许多新的资料，编纂了《张文襄公全集》。这个全集收录虽丰，但由于当时对某些原稿进行删节，并将某些重要文稿藏而不录，所以“全集”并不“全”。而新编的《张之洞全集》，则是经过许多专家学者多年合力攻关，广搜博采，精心爬梳，详加校勘的。所编《张之洞全集》较《张文襄公全集》种类、卷数、篇幅都有了增加，公牍由36卷增加到84卷，电牍由80卷增加到100卷。全书由14种229卷增加到15种299卷，总计增加了400多万字。
《张之洞全集》的出版，对研究张之洞、研究晚清这段历史，都有重要价值。“全集”的出版定会受到学术界、思想界的广泛重视和欢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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